四年後

四年後，又再回到北大。我踏入昔日的校園，感動得淚盈滿眶。

北大並沒有像朋友口中般變得多，只是食堂翻新了、多了幾橦新樓和宿舍，小南門不見了，而東門卻多了扇門。一切都更現代化。最不習慣的，是勺園前面的庭園風景沒有了，由從前的兩個網球場和一片草地，變成了一座巨型的灰色國際關係教學樓。

四年前由我房間望出的風景

今天勺園外的景致

在校園裡遛躂了兩小時，重遊「一蹋糊塗」——水塔、未名湖、圖書館——昔日時光即一一重現眼前。

那年是我大學生活中最豐盛的一年，學得最多，卻又玩得最多。身邊的朋友都是國際學生，大伙兒一起到酒吧街、一起到金五星購物、一起遊故宮、一起吃羊肉串、一起到工人俱樂部旁的Vics跳舞……有像「玩轉北京」的感覺。

總在身邊的當然是Helen，還記得那種「相對無言」的情境，就是熟絡得連吃飯時，兩人都能沉醉於自己的思想空間，而不會被沉默弄得不安的境界；我想，還真難再遇另一位這樣的朋友。（除了日後的丈夫。）


我和Helen站在結了冰的未名湖上，背後是水塔

說來奇怪，與在勺園認識的朋友，現在雖然很少聯絡，但每次再聊天或見面時，仍是同樣的親蜜和心有靈犀，這是與加拿大的朋友，甚至部份的李寶椿同學中，都沒有的感覺。

置身北大，還有一種感覺，揮之不去。遺憾的回憶。那年如果沒有在香港整天悶悶不樂的男朋友，我不用思緒永遠在遠方、不用每晚定時回房間聽電話、不用吃麵包省錢買車票、不用去clubbing但不盡興，還可以與Helen遊九寨溝，說不定更與X或Y在一起了！可惜，啞巴吃黃蓮，到頭來只剩下一堆遺憾。

那年，本可以更完滿，不過，可能就是因為那一點瑕疵，令我如此刻骨銘心。

律師歸邊

今天讀到報導，「律師會下周四換屆，會長史密夫有意退下」，心想：退下？他才剛上任不久。回心一想，才驚覺，完來已有一年了，我入行也已有一年了。

史密夫是我首位被訪者之一，他甫上場面對傳媒態度雖然友善，但卻相當「怕事」，對政治問題一概迴避。我記得他當時還解釋，大律師公會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，是因為他們有從政的政治企圖。

另一次訪問，就已經是半年多之後，那次留下挺壞的印象。他主動約我家和日月報，一起作早上十點的訪問（過份早），談法援。法援不是我家興趣，而一問起其他問題，史密夫的回應就變得無耐性，最後更趕起時間來。

過了幾天，在Rugby Sevens踫到他，發現他有躁狂症，怪不得。

由於對他的上述印象，律師會上月突然發表聲明，反對人大釋法時，我感到意外之餘，亦十分欣賞——想不到一向低調的律師會，也會加入兩年/五年的爭拗場中。不過，想不到，再過得幾天，卻發生了「轉軚事件」，還把責任推到傳媒頭上來。十分低裝。

為何要談律師會？我對史密夫沒有特別興趣，只是想借題發揮。我對一般律師的厭惡原因，身邊的友人都十分清楚。加上他們那副自以為是、不可一世的嘴臉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——有甚麼值得他們這麼驕傲？要數頭腦，我看不到他們是最聰明的一群，有很多更是不問世事的膚淺之眾；要數收入，我承認他們是比一般初出茅廬的「打工仔」高，但他們就以為自己是有錢人？

曾參與過這樣的對話：
我：「我有同事收到商佬一千蚊的利是。」
A：「唓！一千蚊之嘛！」
B：「咪係，我地收入都40K啦！」
我心想：（40K收入既人就以為自己可以周街派一千蚊利是？咁你識既人一定好少……）

各位要先理解，我因為個人問題，對律師存有極端偏見，不過只限於事務律師，和年輕的一群。我對大律師就相當尊重，因為他們相比之下，較有理想，而年長、有經驗的律師，亦因為「見過世面」，人較謙厚。

不過，諷刺的是，我的所有好朋友，（literally所有），都是念過法律、正在讀法律，或是執業律師。所以，我的好朋友們，你們不要誤會，你們當然沒有以上的「特質」（wink），and you know where I'm coming from。